人物简介
王国刚，1955 年生，江苏无锡人，国家一级教授，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原所长，国家社科基金规划评审组专家，中国开发性金融促进会副会长，中国市场学会副会长。近年主要从事货币政策、金融运行、资本市场等领域理论与实务问题研究，出版著作50 余部，发表论文1000 余篇；主持科研课题近百项，其中包括省部级重点课题 30 余项；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及 30 余项省部级以上教学科研奖项。
“寻道者在浩渺的知识海洋中探索，不仅需要把握各类相关现象中的共性，而且需要了解每一对象的特性；不仅需要了解前人之说、本国国情和他国实践状况，而且需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在黑暗和茫然中推陈出新，寻求光明之道。”王国刚以“寻道者”形容自己的职业，在40余年教学科研生涯中，始终于探索中不断寻道，并以此启发和教诲后学。
博学多思 叩响学术之门
王国刚青少年时期正值十年动乱，“读书无用论”思潮十分盛行。1971年，他到福建龙岩特钢厂参加工作时，尚不足 16 岁，文化水平十分有限。参加工作后，他一边努力工作，一边抓紧一切时间学习，希望成为“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
在福建龙岩特钢厂，王国刚先后从事了钳工、文书、统计员、炉前工、炊事员、电气焊工等工作，并曾被借调到厂部专案组，担任工人理论队伍的负责人和厂办学校的辅导员。在学习上，他最初从《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列主义著作起步，但很快就遇到了名词概念难以理解的困难。于是，他四处求教，并买了一本《新华字典》，查阅相关词语的解释。为拓宽知识面，他还请姨母定期从上海寄来《学习与批判》杂志和《文汇报》。
工作期间全凭自学，王国刚掌握的知识并不系统，于学问之道尚未入门。他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搭上了“工农兵学员”的末班车，考入了福建师范大学。
1977 年，王国刚到福建师范大学政教系报到。大学期间，他要求自己每周至少拿出 60 个小时用来读书，节假日、寒暑假都泡在教室和图书馆里。在众多课程中，他将主要精力集中于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仔细研读《资本论》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第 46 卷-第 149 卷，以及《国富论》《经济学》等著作。1981 年，王国刚以福建省总分第一的成绩考上了福建师范大学政教系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师从骆焉铭教授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 3 年研究生生涯中，王国刚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在陈征教授的指导下再次研读了《资本论》，较为系统地学习了西方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了解了各经济学流派，广泛涉猎相关学科，为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做学问必须坐得住冷板凳。起初，王国刚写了10多篇文章，投出后大多被退回。他屡败屡战，1983 年终于在《经济研究参考资料》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文章，随后又在《福建论坛》上发表了《利润是社会主义企业生产的直接目的》等文章。到1984年底，王国刚已经发表了 6 篇独自撰写或与他人合作的文章，由此更加坚定了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志向。
通过硕士阶段的学习，王国刚也愈发感到自己的学识仍有不足。1985年，王国刚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研究生，由卫兴华教授指导，开始了学术生涯的“又一村”。读博期间，他逐步理解了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相关理论的具体含义，开始注重专业思维方式的训练和培养，养成了从假设条件出发看文章著作、从调整假设条件出发思考相关问题的思维习惯。王国刚说，直到那时，自己才“真正进入了经济学研究之门”。
知行合一 垒厚治学沃土
在治学过程中，王国刚始终坚持实践逻辑、理论逻辑、技术逻辑三大逻辑，并认为实践逻辑是第一位的，理论逻辑和技术逻辑必须服从于实践逻辑。
进入90年代，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成为热议的主题，企业的股份制改制和发股上市是江苏省和南京市改革发展的一个重头戏。王国刚先后参与了江苏省和南京市第一批、第二批共几十家企业股份制改制方案设计和论证工作，为南京市政府和所涉企业作了几十场股份经济专题报告，并参与指导了江苏省建立股份合作制的工作。
为更好地推动教学科研工作，王国刚产生了下海试水的念头。他先后创办了江苏兴达证券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和江苏兴达会计师事务所，并到中国华夏证券有限公司挂职锻炼。通过实践，他深深感到了教科书知识与具体实践的脱节，认识到在西方国家历史上通过不断试错探索出的结论，需要结合中国改革发展中的实际情况进行理论探讨后才能投入实践；在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体制机制、操作路径、法治环境乃至政策的包容度等都是至关重要的。
与此同时，王国刚开始思考从南京调到北京工作的问题，“其一，通过这段时间的社会实践，我决定将日后的研究重心从企业运行机制转向金融运行；其二，在首都北京能够尽快获取和交流到充分的经济信息。”1994年10月，他调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工作。
秉持求真务实的态度，王国刚积极咨政建言，见证和参与了许多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作。
1998 年 2 月，他参加了国务院交办、国家科技部邓楠主持的项目《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化创新机制研究》，作为主要执笔者之一，参与了国务院办公厅及科技部等七部委的重要文件起草工作。
同时，王国刚关于“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提法，为社会各界广泛接受并成为中央文件的规范用语；论文《四问证券投资基金》成为中国基金业的经典文献并为 2000 年时揭露基金黑幕提供了主要理论依据；论文《股市公共性：股权分置改革的理论依据》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成为股权分置改革的重要文献。
他还参加了第一部《公司法》、第一部《信托法》、第一部《证券法》、第一部《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等相关法律文件的起草研讨工作，主持了公司债券市场、国有股减持、私募基金等领域的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项目。
2002 年 8 月 22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成立后，王国刚的科研工作有了新平台，他的科研视野从资本市场理论和实务拓展到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金融运行理论和实务、国际货币体系和汇率制度、信托机制和金融租赁等领域，学术积淀愈加厚实宽阔。
甘为人梯 践履育人初心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要边育人边思考，边传输知识边自我成长。”王国刚以此作为“为师之道”，始终坚持教学相长，在积累教学经验的同时，不断拓宽学术视野。
他先后为本科生、研究生和国际学生讲授过《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政策学》《发展经济学》《资本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产权经济学》《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等多门课程。1992年初，王国刚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经济学教授。
在授课过程中，他始终从学生的需求出发，注重开展案例教学，理论讲解深入浅出，以使学生能够触类旁通、举一反三。他讲授的课程广受学生欢迎，由于选课和“蹭课”的学生太多，学校常常将容纳100人的教室调整为能够容纳200人的梯形教室。
在教学实践中，王国刚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教学逻辑。特别是在本科生的教学中，他要求学生一定要把握概念、原理与知识点的准确含义，分析它们存在的条件，并理解它们在教科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达到善学善用的学习目标。由于出色的教学成绩，他于1993年获得全国高校教学质量二等奖、霍英东青年教师科研奖、霍英东青年教师教学三等奖等奖项。
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王国刚分享了三点体会，并对青年学生寄予厚望。一是知书达理，“知书”不难，但“认知”只是做学问的开端，“知书”应追求“达理”；二是敢问善问，“问”之有据、“问”之有度、“问”之有节、“问”之有理，谓为“善问”，“善问”来之于“敢问”，是“敢问”的经验累积和知识深化之果；三是持之以恒，做任何事不仅要有决心，更要有“耐心”和“恒心”，行路可能遇到坎坷，但毫不气馁，咬牙继续前行，方才可能达到彼岸。